国务院发展研究中认为，国金的报告犯了两个错误：一是没有历史地看待“积财”政策；二是没有全面看待“积财”政策。

积财”政策的历史作用和现期作用不能混为一谈，这是我国在经济转型期使用的政策，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。

从数据看，1997年我国财政预算内资金增长11.3%，同期社会自筹资金增长7.1%；1998年分别为71.9%和7.1%，1999年则为54.7%和6.87%——也就是说，在民间投资不活跃的条件下，国债投资起到了相当的拉动作用。此一时期，正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时期，生产由短缺变为过剩，以低水平重建和扩张为主要内容的增长方式无法继续发挥作用，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渠道不通畅，活力下降可想而知，“积财”政策在此时起到了扩大需求的作用，缓解了周边地区经济疲软给我国带来的压力，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和过渡，其作用绝不可抹杀。

此外，国金报告将“积财”政策仅理解为国债投资，有失偏颇。事实上，“积财”政策不仅包括国债投资，也负担着相当的社会保障任务，对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，对于社保资金的贡献和对农村的支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，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。此时我国两极分化现象加剧，而单靠市场无法解决社会的稳定问题，“积财”政策实际上负担了此项功能。 

回归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并不适用于此项研究，利用时间序列中某些时点上的数据搞回归分析，无助于从一般现象上来解释问题。

在市场主体活力比较差的情况下，国债投资是不二的选择，虽然国债投资会产生一些问题，成本会比较高，但从宏观上看，还是得大于失。对于财政风险问题，张立群主张要看效果，如果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看，“积财”政策起到了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，则财政风险就不成其为风险。

“积财”政策还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发挥作用，所不同的是重点将发生调整，但不意味着退出。未来“积财”的重点将由政府投资转移到保持社会稳定上来，对于新的发展环境下经济的稳定运行起到保障作用，同时为民间投资释放空间，创造新的投资渠道，发展成为以民间投资为主，国债配置退居次席的局面。

这位长期代表民间观点的经济学家指出，“积财”政策基本沿用了凯恩斯的观点，对于经济周期造成的不景气会有作用，但对结构性问题效果不显著。这个政策对政府的吸引力比较大，原因之一是政府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，二是政府可以花别人的钱做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