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达经济体内需增速趋缓，贸易争端或长期化。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，发达经济体内需增长中枢的弱化，集中体现了发达经济体普遍高杠杆、逐步收紧的货币环境等对内需增长的抑制。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激进争夺 海外市场，全球贸易进入“存量博弈”，贸易争端或长期化。

贸易摩擦冲击中国出口，但不应过度悲观。美国已实施的对华征税清单已尽量避免覆盖消费品领域，若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，则将对美国居民消费产生明显冲击，预计概率不大。考虑美国需求趋势、基数效应等因素，我们发现已经于前期加征25%关税的“500亿美元”清单商品，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下滑约20个百分点。而“2000亿美元”清单可替代性较低，加之近期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、以及“绕道”香港模式的出现，预计贸易争端对我国出口增速的静态影响小于2个百分点。考虑对其他市场出口增长、以及国内消费市场扩大的部分吸收作用，估算美中贸易争端对19年GDP增速的总体影响为-0.4个百分点以内。

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：内需拉动制造业模式之始。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在于制造业。中国曾在94-08年经历了外需带动制造业赶超的“黄金15年”宏观经济呈现出高增长、制造业占比持续提升、低风险、低杠杆的极为优化的宏观发展特征。但随着外需拉动模式式微，制造业发展有所放缓。而中国经济在当前的高杠杆阶段，再度遭遇较为严峻的外部冲击，发展模式亟待第三次转型，应转向内需拉动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模式，才有望实现稳增长和去杠杆、降风险并举的更为稳健的经济增长。

实施向制造业倾斜的增值税结构性减税等政策，政府财政赤字预计将有所扩大。我国在外需拉动模式形成之初，制定了结构性抑制制造业内需的差异化增值税税率，销售或进口货物增值税(目前为16%)远高于服务。预计19年这一抑制性政策将得到根本性扭转，16%档增值税税率可能出现3个百分点的下调(另外两档下调的迫切性相对较低)。其效果将大部分体现为居民购买力的增加，从而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居民对工业制成品的消费。制成品消费市场扩大将部分缓解出口冲击，并有望令制造业企业保持较为乐观的投资预期。增值税税率下调可能带来静态政府赤字率扩大0.7个百分点左右，其中部分可能由以往财政结余资金弥补，财政预算赤字率可能扩大约0.5个百分点。此外，促进消费品市场的政策亦可能与贸易投资国际合作的深化同时展开，进口关税税率(特别是消费品)亦可能进一步下调。